Sunday, January 6, 2013

[zz]中国特色的网络专政

刊发于香港《阳光财务周刊》 037期
文/赵楚
 
中共新班子上台,在很多人暧昧的新政欢呼声中,多年来拟议中的网络立法迅速成为现实,此次闪电立法因为一个背景而格外受人瞩目:几周之前,所谓微博反腐正受到中外热捧,而接班团队提倡的新作风落实措施之一,便是要求各公权部门上微博。在无形之中, 人们又经历了一次社交网络时代的微型反右式“阳谋”,随着一批有影响的人士被注销微博账号,以及其他网络压制措施陆续施行,以这个立法为标志,人们可以说,一种社交网络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网络专政已经成型。

当代中国以及世界中国观察家对新班子的普遍期待启动政治体制变革,而此次网络立法显然与这种期待背道而驰,也可以说是对各种善意的新政期待者无异于当头一棒。何以如此?造成这种表错情期待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有些人对中国现行“新斯大林体制”缺少清醒认识,不能区分推动转型的新强人政治与古来明君贤臣的观念区别。就现实中国政治的环境而言,对社会和民权的普遍压制,在信息扁平化传播时代里对不同声音的禁绝,以及通过维护自下往上疯狂压榨和吸金的财政与经济政策,这些都是体制的内在需求与主要特征,这一结构性的特征决定了,执政党的核心利益与社会进步已处于零和的状夺。直白来说,越脆弱,越需要加强老体制,而不是相反。

回顾过去十年,人们应该看到,体制内和吃体制饭的人群中对网路严控的呼声其实一直未断,时有高潮。随着BBS社区兴起,在2009年前,历次两会上都能听到各种妖魔化网络的声音:一曰谣言乱飞,侵犯隐私,再则网络诽谤败坏政府形象,最后甚至直接说网络上批评的声音为万应万灵的“境外敌对势力”颠覆政权所操纵,也就是过去的“大逆不道”与“现行反革命”。其实这些指控都是莫须有的,因为很简单,对于网络上的赞歌,哪怕再肉麻,他们也是不禁绝的,而打着唱赞歌之名,哪怕满嘴不堪入目的脏话,流氓群殴似的围攻,乃至诬栽陷害,他们也是不在意的,与重庆有染的那些新文革名人还在微博和网络上招摇炫耀,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有人把“八九革命”失败后的23年称为勃涅日列夫式的“核冬天”,意为社会停滞、寡头成型和政治上失去进步动力。某些方面而言,这种断言是正确的,但苏联的勃涅日列夫时代与过去20余年的中国毕竟有很大差异,因为两者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启动不可逆转,从而创造了天量增速的社会财富,而八九镇压失去了权力正当性的当局则赤裸裸转向更加直接的暴力,这就是所谓维稳政略。更大的变化是,经济市场化带来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连接完全不同于封闭的苏联,更关键的是,网络时代的到来是专政对信息的控制之网实际上已经解体。尽管传统的新闻媒体尚在控制之下,但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公民个人的政治异见得以交流和深入,从而形成公共讨论的空间,反腐不过是其应用性的一环而已。

与那些敌视和控制互联网的断言相反, 网络使非扭曲与理性的知识传播第一次成为可能,超越了过去鱼腹中书式的耳口相传,而公共话题的设定和展开使这个国家在60多年之后,又一次具备了凝聚共识、建立非意识形态的公共认知的基础。网络上的主流声音不是使得社会撕裂的力量,恰恰相反,它使得人们真切地去关注遥远地方发生事件,无论上海大火、北京大雨,还是成都或宁波的PX抗争。人们第一次理智和真切地感受到, 在现实的隔绝与原子化之上,有一种令人向往的愿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与清末民初报纸等新型传媒媒介在中国的引入的社会后果是一样的。这也是当局真正觉得可怕之处。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之后,他们的这种恐惧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是各种打压网络措施出台的现实环境。

实际上,在此之前,针对网络言论的各种牵制措施早已次第展开。对一些有影响的网络账户,如张雪忠、程益中、笑蜀等,早已同步在各大门户网站微博被强制注销,这些网站互不统属,在商业上属于竞争者,因此这种同步的行动只能是来自最高舆论管制部门的内部命令,而不是网站管理的权限所致。而对于各种试图借网络公共空间严肃讨论公共问题的人,则分别采取了各种技术的限制:如限制微博被关注,暗中取消显示功能,短期禁言,纵容谩骂等,这些鸡鸣狗盗的小动作本由神秘的有关部门指导和监督网站完成,现在立法则直接授予这些网站执行这种专政的权力,使这些网站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起类似二战中克虏伯公司与三菱公司的角色。除此之外,因网络发言而遭到劳教和跨省抓捕的人,更是直接尝到了文革抓“反标”的专政滋味。

与此同时,从新华社、人民日报、CCTV到各种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都纷纷注册了微博账号,在舆论导向机构内部,高调声称要掌握微博话语权,视本来分内的公共交流为你死我活的战争。执政党各级机构为此组织了庞大的网评员水军队伍,以耸人听闻的流氓手段训练这些网评员。而那些过去与薄王不清不楚的网站转眼又以爱国和反腐的名义继续他们的网络骂战战役。为了配合这种战役,官方媒体,即那些小清新官方喉舌微博的母体,却连篇累牍组织围剿微博的炮火。这些媒体忘记了,过去六十余年来,正是因为这些媒体从万斤粮到“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胡说八道葬送了政权的公信力,而在他们高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的同时,官场和权力场才是世人皆知的法外之地。

所以, 这是执政党配合接班体制精心策划的一场连环的大攻势。除直接的上述软硬杀手段之外,新华社高调推出的新班底个人报道,也可以看做这一战役的一环。这些自上而下不容置疑的单边形象塑造,与接班团队大力展示的亲民、个性魅力和活力作风相配合,巧妙运用微博谣传的方式披露所谓财产清单,试图在控制信息源和完全压制评论的条件下制造传播效果,暗中运动中国社会传统的明君清官情结。这些用心说到底,都是为了掩盖对民权及社会公论的阉割,进行软硬兼施的柔性维稳。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本次对网络的立法并不是出自一般意义上立法规范社会行为的法意,而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打压和加强传统管制的行为,其唯一结果是把中国现实中的新斯大林体制完全延伸到网络世界。这样的做法其来有自,由现实政治自身的逻辑所决定:因为,在中国现实语境下,民权被剥夺的最主要症状便是人民言论权利,以及相应新闻出版权利的空缺,人民不能对从制度到政策的公共事务进行坦诚的讨论和争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专政政治存续的充要条件,网络和微博带来的最大效应恰恰是使得某种由虚拟而现实的公共生活空间得以成型,而现代政治作为公共事务当然是有反对的政治,换言之,如不对网络言论进行最严厉的打压,则反对政治必将借技术的翅膀跃上前所未有的台阶。这是执政党绝对不能容忍的。

更进一步说,这次的通过网络立法压制言权也暴露了一个很深层的问题,即在缺少根本变革意愿的条件下,对接班体制抱不切实际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因为,这不是针对个人能力、个性或新年的判断,而是对现实的认知:新班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直接地正是旧班子、旧体制、旧原则所带来的,其思维、话语、权力意识及作为限度,都是旧体制完全框定的,甚至可以说,即使他们意图振作,有所变革,那些决定他们上位的力量也绝对不会坐视他们反噬。明乎此,则对于此次网络闪电立法的解读才会到位。
                                                                                                                                                         
中国还是那个中国,对某党抱有幻想从来都是被打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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